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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空軍成軍70年】 游擊隊搞飛機:何以狄托比毛澤東成功?(下)

【解放軍空軍成軍70年】 游擊隊搞飛機:何以狄托比毛澤東成功?(上)

後勤補給問題難以解決

        與由人民解放軍壟斷了整個南斯拉夫戰場抵抗運動的情況不一樣,在中國戰場上與日軍作戰的始終有重慶國民政府以及延安邊區兩個勢力。無論國民政府是多麼腐敗,在戰場上表現如何失能,甚至內部的派系問題有多嚴重,這個政府都沒有在日軍凌厲的攻勢下屈服。只要各地方實力派的武裝力量表面上仍團結於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國民政府做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地位就屹立不搖。

        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蔣中正不停止與日本的對抗,那麼他的政府就永遠是同盟國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盟軍與中共之間的合作,就永遠只會停留在營救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或者蒐集淪陷區情報的戰術層面上。毛澤東在反法西斯戰場上無論表現的有多堅決,與美軍有多麼的配合,他都無法如狄托那般成為同盟國承認,並願意提供包括飛機與戰車等重武器的對象。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原因,導致美英盟國即便願意,也無法向毛澤東提供大規模軍事援助,那就是後勤補給問題。前面提到的龍文光,在被中共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指派為航空局局長後,他的「舊可塞」雙翼機被重新命名為「列寧號」,成為自1927年8月1日的「八一建軍」以來,共軍史上的第一架飛機。

如駕駛包台斯與佈雷蓋雙翼機投效狄托的克羅埃西亞飛行員克魯茲與卡雅維奇,龍文光也曾駕駛「列寧號」載著工農紅軍第4方面軍政委陳昌浩,飛到國府陸軍69師位於湖北省黃安縣軍械庫的上方投擲手榴彈。這同樣是中共建軍以來,首次實施的空襲行動,無論其規模有多麼的微不足道,但還是給69師師長趙英冠帶來了極大的心理震撼。

可問題是,工農紅軍缺乏讓「列寧號」長期維持運作的維修保養能力。飛了幾次小規模的轟炸與偵察任務後,這架飛機終究還是因為國軍發起第四次圍剿的關係,被工農紅軍第4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下令放棄,在大別山挖一個洞給埋起來了。而身為中華民國空軍成軍以來第一位投共人士的龍文光中校,也在1932年8月落網漢口,並於隔年被判處死刑。

「列寧號」的案例,充分證明在沒有維修與保養飛機能力的情況下,中共就算是有了飛機也沒辦法搞出一支空軍來。所以後來幾次與日軍的戰鬥,包括突襲山西省的陽明堡機場,8路軍並非沒有俘虜過日本陸軍航空隊的飛機,但卻沒有能力把這些戰利品飛回延安或者「抗日根據地」妥善保存。擺在8路軍面前唯一的選擇,是將槍械等戰略物資拆卸後,再想辦法把飛機爆破。

到了抗戰末期,美國經由從印度汀江(Dinjan)飛往雲南昆明的駝峰航線長達1,150公里,是當時全世界最長的空中航線。直到密支那戰役(Battle of Myitkyina)結束後,駝峰航線才因為沒有日本戰機干擾,得以縮短距離到820公里。所有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的物資,在1945年史迪威公路(Stilwell Road)被打通前都是經由這條航線被送往中國的。

而從昆明再飛到延安,航程則是1,823公里,比整條駝峰航線的距離都還要長。想要維持駝峰航線已經十分困難,再從昆明把物資大規模運送到延安,更是嚴重超出當年美國陸軍航空軍空運司令部印中聯隊的負荷。更何況這樣的行為,必然將導致國民政府與美國的關係緊張,蔣中正只要宣佈不允許美軍繼續使用昆明機場,就能給整個戰局帶來重大的不利影響。

所以即便美方真的有協助共軍發展空軍的想法,最後也會因為無法克服後勤補給的難題而失敗。1944年6月起,美國陸軍第20航空軍的B-29超級空中堡壘式轟炸機以成都為前進基地,對日本九州、滿洲國還有台灣等目標實施戰略轟炸。為了搭救在淪陷區上空被擊落,或者迫降的B-29機組人員,第20航空軍司令李梅(Curtis E. Lemay)透過美軍駐延安觀察組與毛澤東保持密切聯繫。

李梅曾經親自帶了一批醫療物資造訪延安,當面向毛澤東表達第20航空軍對8路軍、新4軍的感謝之意。為了進一步獲得盟國的外交承認,毛澤東還以陝北距離日本本土比四川更近的理由,邀請李梅將B-29的前進基地向前推進到延安。如果李梅答應了這項邀請,確實能讓毛澤東取得類似於狄托的政治地位,而這也是他一直夢寐以求的。

不過李梅最終還是以後勤補給難以維持為理由,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項「好意」。B-29轟炸機是款體積龐大的吃油機器,而當時整個延安卻只有毛澤東為美軍駐延安觀察組趕建出來的一條現代化跑道,根本無法應付四個大隊的B-29進駐。所以中國遼闊的疆域,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延緩了共產黨奪權的速度。

        狄托所面對的情況完全相反,因為自1943年9月8日義大利王國宣佈退出軸心國以來,皇家空軍巴爾幹航空軍就可以巴里(Bari)為基地,直接飛過亞得里亞海為狄托的人民軍提供密接空中支援。巴里本身遠離戰區,讓加入第351與第352中隊的南斯拉夫空地勤人員有個安穩的後方學習航空相關技術,這是中國的共產黨人所完全沒有的一大優勢。

▲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強調血統純正,狄托與毛澤東也不例外,但是對蘇聯的提防,都讓他們更樂於採用「德日法西斯」培訓的南斯拉夫或中國飛行員。圖中的Bf 109戰鬥機隸屬於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空軍,後來這批飛機與飛行員也大多加入了南斯拉夫人民空軍。

▲毛澤東運用戰敗國日本培訓解放軍空軍的目的,除了實在是沒有人才可用外,似乎也是為了要提防來自蘇聯的干預,因為他與狄托一樣都先是民族主義者才是共產主義者。

 

中共航空人才不受信任

        直到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以前,中國共產黨並非沒有發展空軍的想法,也不是沒有取得過飛機,但是都因為客觀上的條件不足而放棄。然而在細說完各種客觀因素以後,還有一個理由導致毛澤東在抗戰,甚至於抗戰勝利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信任空軍。因為直到對日抗戰勝利以前,毛澤東只能依賴蘇聯、新疆地方實力派領袖盛世才與國民政府三股力量來培養航空技術人員。

        如前所述,最早替中國共產黨培養航空人才的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抗戰爆發時,還有一批中共的航空人才留在蘇聯學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廣州軍事飛機學校第1期的「老學長」唐鐸。唐鐸雖然沒有機會回國投入對日作戰,卻在蘇聯接受了相當完整的飛行,甚至於空軍作戰指揮訓練。

        德軍侵略蘇聯之後,唐鐸甚至還有機會上前線作戰,出任白俄羅斯第3方面軍空軍第1集團軍強擊航空兵第74團的見習副團長與空中射擊主任等職務。唐鐸多次指揮蘇聯紅軍伊留申(Ilyushin)Il-2攻擊機空襲東線戰場上的德軍戰車,還在一次遭遇八架德國空軍Me 109戰鬥機攔截的過程中,創下擊落兩架敵機的紀錄。

然而獲得蘇聯衛國戰爭勳章與列寧勳章等榮譽的唐鐸,雖然是位不可多得的航空人才,卻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才得以回國。而且在蘇聯待了24年的他,從一開始就被毛澤東視為「國際派」的代表人物,與在南斯拉夫遭受狄托人馬排擠的杜哈維克一樣無法獲得中共真正的信任。雖然最終進階成為解放軍空軍的少將,但是卻沒有獲得實權,並在後來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飽受整肅。

另外一位與唐鐸同時被派到蘇聯的常乾坤,則因為1938年便回國的原因,有機會主導抗戰期間中共空軍的建設工作。當時主掌新疆軍政大權的東北軍將領盛世才,依靠蘇聯的支持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甚至還有自己的飛行部隊。做為蘇聯持續支援新疆航空隊的條件之一,就是盛世才必須協助訓練中共的飛行精英。

延安總共向迪化派出了43人接受新疆航空隊的培訓,其中25人學習飛行,另外18人學習維修。早年派往蘇聯受訓的常乾坤與王弼,則在新疆航空隊內擔任教員工作,與蘇聯顧問一起訓練這批中共最早的航空人才。然而盛世才並非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在蘇聯與國民政府之間處於游離狀態,並曾一度實施影響力將常乾坤與王弼等共產黨人驅逐回延安,試圖收編新疆航空隊內的中共黨員。

結果無論盛世才如何威脅利誘,似乎都無法動搖這批共產黨人的革命信念。所以當盛世才於1942年決定與蘇聯一刀兩斷,歸順中央的時候,他索性將除了飛行訓練時期遭到淘汰、犧牲以及病故的七人之外,其餘36人通通逮捕下獄。盛世才的這個舉動,摧毀了中共在抗戰期間發展空軍的最後一丁點努力。

王弼與常乾坤被驅逐出新疆後,仍積極投入發展中共的飛行事業,先是出任延安工程學校的校長與副校長,在缺乏經費與資源的原始環境裡宣揚航空理論。後來隨著美軍為了在太平洋戰場上打擊日軍,強化與延安的接觸,中共又在中央軍事委員會作戰部下成立了一個空軍組,由王弼與常乾坤出任組長與副組長職務。

不過王弼與常乾坤,還有1947年被釋放回延安的31名前新疆航空隊中共黨員,都因為與唐鐸一樣的原因沒有受到毛澤東的充分信任。那就是他們不只深受蘇聯的影響,而且還接受過「反動派」盛世才提供的飛行訓練。這批人在被國民政府關押時又有多少人被個別吸收,都是毛澤東所無法完全放下心來的。

理所當然,新疆航空隊的人才亦無法獲得中共中央的真正信任。因為與狄托一樣,毛澤東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野心蓬勃的他,不僅要推翻國民政府,還要在未來與蘇聯爭奪社會主義「老大哥」的地位。所以毛澤東雖然極度仰賴史達林的援助,但是卻不願意讓自己的空軍為「私通俄國者」全盤掌握。

還有一些中共的「地下黨人」,以個人身份報考國民政府的空軍軍官學校或者空軍士官學校接受飛行訓練。如進入空軍官校第10期的張安汶、第21期的李裕,還有空軍士校第2期的趙良璋與薛介民等人,都是中共「借力使力」送到國府空軍內吸收知識與技術,並在有利的政治環境下煽動更多民國飛行人才投效延安的代表性人物。

但是假若連接受蘇聯受訓的人才都如此「政治不正確」,這些長期待在中華民國空軍,甚至被送到美國訓練,全身上下都是布爾喬亞氣息的地下黨員更是無法得到毛澤東的認同。無論在瓦解國府空軍的工作上,地下黨員們做出了多大的貢獻,他們終究還是沒有被毛澤東視為自己人,更無法平安無事的撐過1949年以來由中共發動的歷屆政治運動。

▲在毛澤東的「人民戰爭」觀下,只有由農民群眾組成的陸軍才值得信任,此套思維嚴重阻礙了中共空軍接下來70年的發展。

▲依照林彪之子林立果策劃的「五一七工程」,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將以Il-10攻擊機對毛澤東專列實施打擊行動。(照片來源:Flavio Mucia)

 

空軍違背人民戰爭理論

        直到日本投降五天後的1945年8月20日,終於有一架來自汪政權空軍的立川一式教練機「起義來歸」,成為繼「列寧號」之後,中共取得的第一架飛機。這架飛機,是由前面提到的空軍官校第10期學生周仕仁駕駛從揚州飛到延安的。周仕仁在投降日本陸軍航空隊後,被送到汪精衛政權的航空學校擔任教官。

        這段時間,周仕仁經歷了兩度改名的階段,投效日軍時自稱為周世仁,到了汪政權以後又更名為周致和。周致和深知一旦日本投降,自己勢必將會與龍文光、張惕勤等人一樣被國民政府處以死刑。軸心國陣營待不下去,逃亡日本也一定會被駐日美軍逮捕並引渡回中國,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到延安參加紅色革命。

        聰明的周致和知道,想要獲得共產黨人的訓練,他就不能一人駕駛單獨一架飛機投奔延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帶領一支曾接受過日本完整航空訓練的飛行團隊做為給毛澤東的見面禮。而在他的穿針引線之下,就有三名汪政權空軍的飛行員跟著他駕駛這架被命名為「建國號」的一式教練機飛往延安。另外還有兩名地勤人員,被他以到上海去玩的名義誘騙上了「建國號」這艘賊船。

        另外還有20餘名飛行員、技術人員與家屬,在汪政權空軍幹部白景豐與何健生的帶領下,徒步走到江蘇省北部的鹽城直接參加新4軍。在周致和的組織下,共產黨總算是得到了一批完整的航空技術人員。儘管在數量上,他們未必比蘇聯與新疆航空隊培訓的空地勤人員,或者是參加國府空軍的地下黨員還要多,但是在政治上他們卻被毛澤東認為更加可靠。

        為什麼呢?因為相較於還存在的蘇聯與國民黨,無論是滿洲國還是汪精衛政權都已經瓦解,日本也處於被盟軍佔領的狀態,形同亡國。這些曾經為軸心國效力的航空人才,又大多有背叛國民政府的前科紀錄,甚至是人人喊打的「漢奸」。如果他們想要回歸中華民國空軍的懷抱,不需要等中共自己動手,大概就先會被國民政府的憲兵以叛國的罪名槍決。

        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周致和為代表的前汪政權空軍飛行員,只能更一心一意的為共產黨服務來證明自己的忠誠。隨後第三度改名,而且連姓氏一起改為蔡雲翔的周致和,與他帶到延安的其他汪政權空軍人才,都被派到吉林省通化的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擔任要職。蔡雲翔被指派為教育長,除了政治教育之外,管理這所航空學校所有的訓練工作。

        前汪政權空軍人員深獲毛澤東信任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的教官主要是以林彌一郎為代表,曾服務於關東軍第2航空軍第101教育飛行團第4練成大隊的20名前日本陸軍航空隊飛行員。曾經效力汪精衛政權的他們,過去在常州與揚州服務時就與日軍飛行員打過交道,更加瞭解日本陸軍航空隊的文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說日本陸軍航空隊、滿洲國軍飛行隊與汪政權的中華民國空軍是今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前身,是一點都不為過的。靠著蔡雲翔帶到延安的這群人才,中國共產黨最終還是發展出了自己的人民空軍,雖然這個速度足足比南斯拉夫共產黨晚了六年。可即便如此,這樣的一支紅色空軍看在毛澤東眼中,還是政治不夠正確。

        蔡雲翔本人,因為在大陸淪陷前就在一起飛行意外中死亡,並且被解放軍空軍定位為全軍第二號烈士的原因,沒有機會見識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可是他帶到延安的飛行人才,則無一能在毛澤東的淫威下倖免於難。為什麼即便對待替自己一手訓練出人民空軍的嫡系人馬,毛澤東都能夠如此殘酷呢?主要還是必須回歸到他「人民戰爭」的理論上,才能夠瞭解。

        所謂「人民戰爭」的理論,就如前述指的是毛澤東將中國革命的希望寄託在來自社會底層的農民身上。因為農民代表的,才是超過中國人口90%以上的絕大多數。與蘇聯甚至南斯拉夫革命的性質不一樣,毛澤東雖然爭取城市裡的勞工與學生等「無產階級」的支持,但是卻不把他們當成推翻國民政府的主力。至於航空技術人員,在革命的階段中扮演的角色更是無足輕重。

        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中共在內戰期間雖然已經有了東北航空學校,但是卻從來沒有將自己的飛機投入與國軍的戰鬥過。即便是遇到國府空軍P-51D野馬式戰鬥機的空中掃蕩,中共的飛行員與日本教官也被命令必須要消極避戰。除了保存實力的考量外,導致毛澤東命令空軍避戰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他不認為空軍能在他推翻國民政府的過程中發揮作用。

        毛澤東所真正相信的,還是他口中所謂數千年來遭受地主階層壓迫,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兵。因為沒有接受過教育的農民,比受過高等教育的飛行員缺乏獨立思考能力,而且還更容易為情感所操弄。他們因為教育素質低落,只要認定了共產黨是自己效忠的對象,就會無條件的服從到底,發揮毛澤東希望他們所發揮的「愚公移山」精神。

        為了確保軍隊永遠效忠於黨,甚至於效忠他本人,毛澤東希望自己手下的軍人盡可能不要接受太多教育,或者是專業的訓練。唯有如此,他們才會不顧一切的流血衝鋒,發揮「國民黨反動派」與「美帝國主義」無法發揮出的精神戰力,完成毛主席交代他們完成的所有任務。國軍最終也不是在武器裝備上輸給共產黨,而是徹頭徹尾的為「人民戰爭」所擊敗。

        中共建政後,至少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內,大陸的宣傳主旋律還是以農家子弟出身的紅軍或者8路軍戰士為主。如《紅翼展翅》這樣介紹抗美援朝志願軍飛行員的電影,在那個年代其實還是相對少數。毛澤東雖然曾經強調,解放台灣的先決條件是要有空軍與內應。可是解放軍空軍在他的有生之年內,始終都是陸軍的附屬品,幾乎沒有真正的獨立地位。

        更重要的是,被視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其子林立果在擔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時,策劃過以刺殺毛澤東為目標的「五七一工程」。這起沒有發動的武裝事件,導致了林彪一家人搭機出逃,並最終於外蒙古墜機身亡。事後解放軍空軍更是無法得到中共中央信任,即便是在1979年的懲越戰爭中,都沒有機會被派往前線支援陸軍作戰。

▲雖然已經推出如殲-20這樣的第五代戰鬥機,解放軍空軍仍難以跳脫長年的保守個性,不願意深化與日韓及北約等周邊國家的交流,「日軍性格」或者「農民性格」並沒有完全消失。(照片來源:Walt Yu)

▲到目前為止,與解放軍空軍最友好的外國空軍為巴基斯坦空軍,讓中共空軍在性質上仍然是「大陸空軍」,沒有辦法真正把影響力投射到海外。

被賦予翅膀的解放軍空軍

        解放軍空軍在歷次台海空戰中,之所以無法與中華民國空軍抗衡的原因,也是因為中共中央的不信任,還有毛澤東發起的政治鬥爭所導致。相反的,狄托則比毛澤東更早擺脫「人民戰爭」與「大陸軍主義」的思想,發展空軍的建設。他甚至大規模啟用了南斯拉夫王國時期的航空人才,讓IK-2與IK-3打下的基礎不至於中斷.

        早在與史達林分道揚鑣的40年代末,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就以IK-3為基礎,設計出了S-49國產螺旋槳戰鬥機。後來隨著美國與蘇聯的衝突白熱化,狄托甚至還一度由美國引進F-47D雷霆式戰鬥機與F-84G雷霆式噴射戰鬥機。待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後,與蘇聯和解的南斯拉夫又恢復過去使用俄製戰機的傳統。

        靠著遊走北約與華約兩大陣營的靈活外交路線,狄托成功的將紅色政權鞏固下來,還發展出了巴爾幹半島最強大的空中武力。直到冷戰結束,南斯拉夫瓦解之後,今日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馬其頓、波士尼亞與黑山共和國的空軍,都將狄托的遺產承接了下來。儘管這五個國家的空軍實力,已遠不如全盛時期的南斯拉夫。

        諷刺的是,中共要到進入90年代以後才開始走出「大陸軍主義」的思維,致力於海空軍的發展。而導致中共重視空軍發展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目睹南斯拉夫聯邦的空軍如何在北約的優勢空中打擊下全軍覆沒。失去了空中武力的保護,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因種族屠殺罪被送上國際法庭。

        南斯拉夫為此不只放棄了共產主義,最後整個聯邦共和國也解體成了六個國家。對於希望永久維持一黨專制,並且避免中國國土分裂,尤其是自1945年由日本侵略者手中光復的台灣如克羅埃西亞一樣走上分裂的道路,解放軍必然需要強大的空中武力,來與美國空軍、日本航空自衛隊、大韓民國空軍與中華民國空軍等潛在的對手競爭。

        過去20年來,總算中共在宣傳上逐漸擺脫往日「小米加步槍」或者「農民兵」戰勝強敵的歷史論述,開始強調海軍與空軍的重要性。中共不僅從俄羅斯引進Su-27、Su-30與Su-35等新機種,也透過仿製等種種手段,生產殲-10以及殲-11等國產戰機,使過去中華民國空軍佔壓倒性優勢的台海空中局勢近年開始向大陸傾斜。

        更重要的是,解放軍空軍還以轟-6K戰略轟炸機為主力,對東海、南海以及台灣周邊的領空執行巡邏任務,確保這些爭議領土永遠被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中,激發兩岸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如此的動作,確實也讓部份經歷過台海空戰的老英雄,對過去極度看不起的中共改變了觀點,認為解放軍空軍完成了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保家衛國任務。

        然而解放軍空軍整體上,還是一支對共產黨的忠誠置於對國家的忠誠之上的產物。黨指揮槍的原則,讓解放軍空軍永遠無法走上軍隊國家化的道路。缺乏有效的監督與透明化,也讓人民空軍內部許多貪贓枉法的事件容易為高層壓制下去。解放軍空軍的訓練成果,乃至於他們真實的戰技到底有多麼強大,基本上沒有人能知道。

        更重要的是,空軍與海軍一樣屬於國際性軍種,非常仰賴與外國的交流學習新的思想。而在中共與西方國家存在意識形態衝突的情況下,解放軍空軍能夠完全放心的交流對象,基本上仍是以俄羅斯空軍或者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飛行武裝為主。而俄羅斯基本上也是一個被「大陸軍主義」戰略觀影響的國家,中共空軍能從中學習到什麼新的知識,是非常令人懷疑的。

        與北約、日韓澳等美國盟友執行共同演習的機會不說,就連新加坡航展與皇家國際航空展等重大的境外軍民交流活動,解放軍空軍都選擇缺席。種種跡象,都再再顯示解放軍空軍自信不足,或者是害怕派出先進機種到海外活動,所有的數據都會為西方國家所瞭解。若此種跡象持續下去,中共空軍是否真能長出翅膀來,還是值得專家學者們密切關注的。